我的“伯娘”姓陈,是这个世界上与我骨肉相连的亲人,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,一九六六年出生在临江河畔一户贫民家中。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里,外公外婆在集市上经营着一间杂货铺,靠着这份小本生意,养活着“伯娘”六兄妹,“伯娘”排行老二,人们亲切地叫她二姐。
我管她叫做“伯娘”,记事以来我便这样叫。
在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,如果孩子的生辰八字比父母其中任何一方大,那就得改口唤做其他称呼,不能喊爸爸妈妈,以求孩子健健康康,平平安安。由于我的出生适逢计划生育风口浪尖,加上已经有个哥哥,我的身份不敢公诸于世,便叫她“伯娘”,直到结婚生子,我也如此叫着。我欲改口叫妈妈,可她总是微笑着说,二十几年来听惯了,改和不改有何区别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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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人人得搞计划生育,户户执行计划生育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。我却生逢其时,父亲是人民教师,作为国家公职人员,政策规定只能生育一个孩子,因此,我的出生就注定充满坎坷。我在母体七个月的时候,计生部门强行拉着母亲去引产,被迫早产的我不幸来到这个世界。
而今,每当我生日这天,母亲回忆起这段往事,总是泪流满面……
感谢苍天庇佑,当时的那一针并没有夺走我的生命。为了保住父亲的工作,我一来到这个世上,便被家人悄悄潜送至四川省古蔺县,寄养在一个边远村庄的一户贫民家中。后来听大孃说,把我送走的那天,母亲泣不成声,躺在床上,拖着疲惫、瘦弱的身体,无助地望着我被抱走。面对计划生育,谁也无能为力、无计可施、无可奈何。那一刻,母亲的双手紧紧拽着襁褓,迟迟不肯松开,嘴里一直苦苦哀求:“让我抱抱孩子,再让我看一眼吧。”
是啊!这是一份多么无奈,多么凝重的痛,孩子一出生便要与妈妈分离,托赠他人,且生死未卜。也许命中注定我与母亲有缘,在养父养母的悉心照料下,七个月大的我居然得以坚强地活了下来。在那个医疗落后,交通不畅的年代,无疑是一个奇迹。往后的日子,我虽然抵抗力差一点,所幸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。而后来的几年里,母亲和父亲每隔一个月便会去看望我。
我家距离养父母家足足有好几十公里,交通不便、车辆稀缺,父母每次来看我都要徒步翻山越岭。每次探望,母亲都希望有一双翅膀,迫不及待地飞到我的身边,立刻把我搂在怀里。
养父邻近的叔伯们说,母亲每次来都抱着我仔细端详,抱着我自言自语,说我一出世就被姑妈抱走送人,她当时连我的长相都未能看清,甚至就连一口母乳也未曾给我。思悠悠、恨悠悠,探望总是短暂的,转眼已是道别的时候。养父家门前的坝子很窄,顶多只能容纳五六张方桌,然而,临别的那一刻,母亲却足足走了半个小时,她依依不舍,一步一回头,泪洒衣襟,心如刀绞……
2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不知不觉间,我已在养父养母身边待了四个年头。他们待我视如已出,渐渐地,我忘了自己的身世,咿呀学语便叫他们爸爸妈妈,对于我的突然开口,他们十分惊愕,面对幼小的心灵,他们没有一丝回拒,微微一笑,算是应承了我这个飞来的小儿子吧。四年间,我与邻居的小朋友们融成一片,一起嬉闹,一起玩耍,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
我五岁那年,母亲欲把我接回他们身边。记得生日那天,我的父母很早就到了养父母家中,当母亲向养母说出把我接回家的时候,养母的眼睛湿润了,嘴中虽然满口答应,眼里却噙满泪珠。她四处张望,找我,然后从里屋把我抱出来,双眼默默注视着我,一脸的无奈,一千多个日日夜夜,情比金坚,她们一家早已把我视为亲儿子,突然离开,各种不舍涌上心头。可毕竟血浓于水,那些年,母亲对我的思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她把我交到母亲怀里,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,拉着我的小手臂,呜咽着对我说:“要听爸妈的话,记得常回来看看。”看着伤心不已的养母,我的母亲也哭了,她慢慢靠近养母,嘴里不停地说着感激的话语,以珍珠似的泪水回馈和感谢他们对我的百般呵护。
父母亲向养父母道别,带着我往回家的方向前行。那一刻,我感觉无比的幸福,幻想着回去以后和村里同龄的小伙伴们儿一起愉快的玩耍,也能随心所欲地叫着爸爸妈妈。然而,天不遂人愿,结局令人惊讶让人愁。回家以后,我与父母的关系也始终没有公布开来,村里的叔伯和小孩子们看见我都是一脸茫然,他们不认识我,不和我打招呼,没人跟我玩耍,这和我在养父母家与小朋友们融成一片,嬉戏打闹的热闹场面形成巨大反差。顿时,我感觉自己形单影只,开始怀念养父母家中那段快乐的时光。
我每天都是一个人玩耍,看着哥哥经常和同龄的小伙伴们藏猫猫、玩游戏,不亦乐乎,我羡慕极了。每次,我都想加入他们的活动,但他们不让我参加,我站在一旁孤单地看着,心里十分难受。有一天,我终于忍受不住了,跑回家中趴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。母亲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,直到有一次她干活儿回家遇见才明白过来。那天,母亲同往常一样,天蒙蒙亮就出门干活儿去了,留下我一个人守在家里。突然,坝子里一阵热闹,一群小孩子在打摆摆脚,我隔着窗户看着他们玩得兴高采烈,忍不住跑出去对他们说想和你们一起玩。当时,我心里想着,哥哥平日里也经常和他们一起玩,他们应该会答应我的请求。可是,一个个头稍大的男孩让我瞬间跌落谷底,伤心不已,他走到我的身边,用手指着我的额头,嘲笑我说:“你谁呀?谁愿意和一个捡来的孩子一起玩耍。”话音刚落,另外几个小孩儿便起哄:“捡来喂的”“捡来喂的”“河沟里冲来的。”听着他们的嘲笑,我失声痛哭,独自一人倚坐在柳树旁,望着天空,泪流满面。
这时,母亲干活儿回来,看见了这一幕。她走到几个小孩子中间,严肃地说:“你们不能乱说,聂儿不是捡来喂的,聂儿是我的孩子,你们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,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,一起玩耍,不允许嘲笑别人。”几个小孩羞红了脸,低着头小声说:“伯娘,我们知错了。”
慢慢地,我身边的小伙伴让我不再感到孤单。可是,每逢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便让我悄悄从阳台翻出来,藏在坎子下面的邻居大婆家中,待客人走后,母亲又把我唤回去,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反反复复翻越阳台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,直到我读三年级才画上了句号。
记得有一年父亲过生日,家里来了好几位陌生的客人,母亲招呼他们堂屋就坐后,便到厨房里面忙活去了。吃饭的时间到了,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,哥哥去厨房帮忙,我的肚子饿了,于是,便在堂屋里大喝一声:“妈,什么时候吃饭啊,叔叔们都饿了。”母亲此时正在厨房里不停地捣鼓着手中的锅铲,听见我的声音,慌忙从厨房里出来,把我拉到墙角,一脸严肃,对着我大声呵斥: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,让你叫伯娘,你知不知道,你这么叫,被人听见要遭啊。”母亲的表情从未有过的严厉,我顿时被吓住了,泪水潸然涌出。母亲伤心难忍,噙着泪水又紧紧把我抱在怀里。
二〇〇二年,我九岁,我们一起在村小读书的许多同学都转中心小学读书去了,一个班级只剩下十来个孩子,整个学校格外平静,而我,父亲在教育部门工作,却不能把我带在身边,到了第二年才把我送到三叔教书的学校,把我托付给三叔。临近开学的前夜,母亲一整晚没有合眼,帮我整理衣服,收拾被褥,不时又走到床前替我盖被子,久久驻足,心里无比的不舍。
第二天,父母亲将我送到了三叔所在的学校。三叔寄住在他的女友家中,而我也随着他一起住了进去。吃完晚饭,母亲走到我的房间,打扫了屋子,为我铺整床单被褥,临走时,母亲抱着我,反复叮嘱我要听三叔的话,认真学习。我仰着脑袋望着母亲不停地点头答复,那一天,我在门前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,直至山村的灯盏点缀在夜空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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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后的日子,我每隔一个星期返回家中。那时的父亲也因为成绩突出,踏实肯干被提拔任用,哥哥留在父亲身边学习。此后,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。
母亲闲不住,她一人包种了家里的两亩多地,还喂了两头肥猪。每逢周末,当我和哥哥回到家的时候,她总是早早站在了院坝边等候,只要我们哥俩回家,母亲都去街上买来瘦肉和鱼。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,平日里舍得花钱上街买肉买鱼的为数不多,然而,对于我们,母亲却十分舍得,她总是变着花样儿改善我们的伙食。可是,每次她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块肉,默默坐在我们兄弟俩身旁,看着我们,说:“多吃点肉,吃饱一点。”当我们抢食一空的时候,她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
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识字不多。听母亲说,小学毕业的时候,由于成绩不好担心被责罚,便告诉外公外婆不想上学了。母亲是个犟脾气,无论怎么劝说,她都不去上学。外公外婆没有办法,带着母亲到铺子里学做生意,从此,母亲养成了精打细算,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我们一家,父亲的工资是主要经济来源,母亲是掌管者,但凡柴米油盐,人情客往全都在她的盘算之中。由于母亲的精打细算和勤俭节约,我们家在周围邻里之间还算过得去。
转眼间,我以小升初全镇第四名的成绩考入了全镇重点中学,并被分配到了最好的班级。从此以后,我靠着自己的勤奋刻苦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
二〇〇六年,父亲由村小调到了镇中心小学,母亲也从农村老家搬到了镇上,我们一家人团聚了。和我同在一所学校读书的还有我们村里的几个孩子,由于我把母亲唤做“伯娘”,小孩们跟着起哄,把我的身世传到了学校。有一次课间操,几个同学用他们异样的眼神看着我,我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,低着头不敢与任何人说话。放学回家,我一进门就扑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流涕。母亲扶我坐下,安慰我,说:“聂儿,你是有娘的孩子,虽然你不曾改口叫我妈妈,但是,你疼在娘的心底,你是娘身上落下来的肉。”
我把母亲的话语劳劳记住,后来,有人嘲笑,我却不以为然。
4
“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”二〇〇七年开始,我家开始发生各种怪异的事,第二年,哥哥身患抑郁,迷失自我,不再是当初那个成绩优异人人夸赞的好孩子,而我,也莫名罹患重症。顿时,一家人深陷泥潭不能自拔,母亲和父亲经常半夜吵闹。
面对这样焦灼的局面,父亲开始不断地吸烟,经常夜不能寐、愁眉紧锁,而母亲则终日以泪洗面,渐渐的,她的头发愈发斑白,皱纹爬满了瘦黄的脸颊,变得越来越憔悴。他们爱子心切,但凡听到哪儿的哪个医生有特效良方,便急匆匆带我们去。母亲说,钱没了可以再挣,只要能治好我们哥俩的病,就算砸锅卖铁也决不犹豫。
我知道,母亲虽然嘴上坚强,其实在她的心底,比谁都难过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常常隔着门缝看见母亲卧在床头哭泣。
由于罹患重症,我读了两个初三,两个高一。每每读到一半,班主任老师便叫我休学回家。有一次,我半夜三更从宿舍的上铺摔了下来,顿时头破血流,昏迷不醒。宿管阿姨连忙联系班主任老师一同把我送进医院。当晚,他们把消息告诉了我的母亲。母亲接到电话后顾不上换衣服,穿着睡衣、拖鞋就跑到了医院里。当她来到我床边的时候,我已经苏醒。医生告诉她,我的伤口缝了五针,母亲心痛不已,拉着我的双手,不停的问我疼不疼。那晚,母亲一直守候在我的床前,喂我吃饭、喝水。
星光不负赶路人。终于,在父母亲的坚韧下,哥哥开始变得豁达起来,并于二〇〇九年考入了南方一所重点大学。而我,在几经挫折以后,虽然最终未能考上大学,但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。二〇一五年,我在北京304医院成功接受了脑部开颅手术。手术前夜,母亲整宿守在床边为我加油打气,从手术室出来,三天三夜未曾睁眼说话。当我醒来第一眼看见母亲,母亲坐在床头,她的手紧紧地拽着我的胳膊。
母亲看我醒来,哭泣着露出了笑容。她说,看我手术出来,面如死灰,带着氧气罩,她的心里好害怕、好害怕啊。话音刚落,母亲便昏倒在地。
原来,在我手术昏迷的这三天三夜里,母亲一刻没有合眼,她不敢睡觉。正如她说的那样:心里好害怕,好害怕啊!她怕我不再醒来,怕我醒来看不到她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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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八年春,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。伴随着亲朋好友们的祝福,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面对提调官的声声呐喊,我在媒人的搀扶之下,走近了我的母亲。那一刻,我的脚步无比沉重。在司仪的主持声中,我端着酒杯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,按照传统礼节向她敬酒。母亲从我手中接过酒杯,双眼一直注视着我。突然,她开口说道:“今天我喝了这杯酒,你以后改口喊妈吧。”母亲哽咽着,瞬间,我泪流满面,心潮澎湃。这一刻,我期盼了整整二十几年,何尝不是多么的希望像哥哥一样,像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,随心所欲地叫着妈妈呢?
结婚以后,母亲告诉我,她想跟我一起生活,帮我照顾孩子。我微笑着点了点头,我知道,对于我的孩提时代,母亲陪伴我太少,而今,她真心希望能为我做一切可以做的事,以弥补我童年心灵的创伤。
多少年了,我和母亲终于再也不分开了,但是,长时间的忧郁成疾,她两鬓早已斑白,脸上布满了皱纹。一次,母亲半夜突然头痛欲裂,我和妻子连忙把她送进了医院,当母亲醒来,看着我手中的孩子,一把就抱了过去,看着怀里可爱的孙子,母亲突然流下了眼泪,低声着说:“聂儿呀,妈老了,身体不行,帮不了你了。”
那一刻,我哭了,妻子也哭了。看着床上病痛的母亲,心痛,心痛啊!
春蝉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这就是我的母亲,一个我唤做“伯娘”的人,为了我,为了我们一家,她拖垮了身体,流干了眼泪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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